
按:关于虎牢之战,窦建德未采凌敬之策,后世军史评论者多归于战略失误。本文提出了一些不同观点,对这
一战略有可能造成的各种局面,以及窦建德的指挥失误,作了一番探讨,以供参考。
(上篇)
虎牢之战是唐王朝进取中原,统一天下的关键性战役,由于武德四年三月窦建德率夏军主力援救洛阳,这场战
役实际上演变成了,唐、郑、夏三个军事集团的总决战。
关于虎牢之战,现在争议最多的就是,窦建德受阻虎牢后,是不是应该采取谋士凌敬之策:自率主力渡河西进
,攻取怀州、河阳,留大将镇守,而后鸣鼓建旗,逾太行,攻取汾阳、晋阳直插蒲津,威胁长安。
我觉得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战略全局去分析。夏军发动河东战役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摆脱主力受阻虎牢的
局面,攻打唐王朝相对空虚的河东侧翼,造成向关中迂回攻击的局面,从而达到成功调动唐军主力的目的。这
种战略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攻晋救郑”的间接战略。这个战略的好处,凌敬概括为三利 “避实击虚““拓地
收众”“郑围自解”。但是这个战略能否顺利实现呢?
我觉得凌敬的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实行起来难度很大。这一策略的关键是能否成功的调动唐军主力。如果不
能调动唐军解围回援河东,那麽“攻晋救郑”的战略目的,就会落空。然而这一战略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
夏军的行动,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唐朝统治集团怎样应对。
我认为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战略形势下,夏军进攻河东的战略企图,唐朝决策层不难判断。这实际上就面临一个
问题“河东““中原“这两块战略要地,对唐朝而言那个更重要?因为,如果夏军主力一旦渡河进攻山西,唐
朝在河东相对兵力不足,这两块要地若想同时保住,难度很大。我觉得对此时的唐廷来说,以洛阳为枢纽的中
原地区意义更为重要。凌敬的策略很有可能达不成目的,要想解释这个问题,可以做一番战棋推演:
首先,夏军要想执行“攻晋救郑”的策略,就要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夏军一部牵制虎牢的唐军,窦
建德自率主力渡河西进。第二种选择是:夏军置虎牢的唐军于不顾,全部渡河西进。第一种选择其利在于,夏
军偏师断后,可以掩护夏军主力在渡河过程中,免遭唐军精骑的尾随突击,其弊在于夏军必须分兵,这样有可
能使夏军在今后的河东战役中投入的兵力有所减少。夏军主力部队十余万左右,在洛阳战场具有优势,但是从
总体态势上不占绝对优势。况且夏军战力逊于唐军,分兵实为大忌。第二种选择当然可以避免分兵,但有可能
使夏军主力渡河之时,遭到虎牢方面唐军精骑的追杀,陷入混乱。
所以,我认为夏军主力既然已经在成皋一线展开并与虎牢唐军形成对峙,此时再采取凌敬之策渡河进攻河东,
难度很大,要面临很大的风险。十几万大军渡过黄河,需要多少船只?如何组织航渡?需要多长时间?一旦遭
到唐军追击怎麽办?这些都是风险!(注:农历四月是阳历五月,黄河已经开始涨水了。)
凌敬向窦建德进策是在武德四年四月间,此时的夏军受阻虎牢近一个月了,并且是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才想
到要去迂回攻击唐朝后方的。假设一下,如果,此时夏军主力不是受阻虎牢,而是在河北或者是在山东,那麽
凌敬之策绝对是上策。应为夏军主力可以不受唐军羁绊,直捣河东。可是此时,夏军主力已经与唐军在虎牢相
持月余,大兵团作战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任何退军转移之举,都是影响士气、自乱阵脚的危军之举,淝水之
战就是一个例子。夏军一旦北渡黄河,进击河东,在虎牢的李世民若率唐军精骑追击夏军,夏军北阻黄河,西
有追兵,必将陷大军与绝地。
就算夏军可以在李世民的眼皮子底下,实现他的战略转移,成功的渡河。夏军要想进攻河东,还要面临一个自
然地障(太行山)。夏军穿越太行山险阻,在崇山峻岭与丘陵地带长途跋涉,其机动性要大打折扣,这是劳师
远征之举,除非夏军是一支善于远征具有很强战斗力与吃苦耐劳精神的军队,不然这种舍近求远,千里迂回的
战略并不可取。(印象中夏军步兵多,骑兵少,即使有足够的骑兵,山地行军作战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另外
,唐朝晋阳守军,一旦在太行山主要隘口,利用有利地形,设伏阻击夏军怎麽办?围绕太行山的以少胜多的伏
击战,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太行山这一地区不适合大兵团开进作战。
当然我们可以把问题想的简单一些,夏军穿越太行山又成功了,并且兵进太原。太原是李唐经营多年的重镇坚
城,闻夏军远来,必有防范。兵力有限,也可紧急募集,并不意味着夏军主力一旦出现在晋中平原,唐军就弃城投降,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就算夏军攻占太原,要想乘胜从蒲坂再次渡过黄河,威胁长安侧翼,决非易事,可以肯定的说,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唐廷必定扼守蒲坂阻滞夏军渡河,对唐朝而言,有限的兵力可以集中在一条更窄的战线上,抗击夏军。夏军十万人要想渡河,搜刮船只,组织航渡决非易事,五六月份,黄河处于涨水期,很显然此时的黄河更有利与唐军防守,而不是夏军进攻。
由此可见,即使夏军攻占太原,对唐廷构成威胁和心理上的震撼是肯定的,但是不会造成致命的威胁。(
太原不是在此之前就失而复得过吗?)唐朝统治集团有必要惊慌到非要把洛阳的主力精兵调到河东方向吗?这
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晋阳对李唐而言,意义很重要,但并不是什麽命根子,唐朝的命根子是长安。
在此之前,突厥也曾经多次侵扰晋、代北边诸地,但未能改变唐庭攻取洛阳的决心。因此,夏军进攻河东,起不到调动洛阳唐军回援的目的,只有夏军有能力威胁长安的时候,才有可能调动唐军主力回援。
对此时的唐朝而言,显然洛阳比太原更重要,能否攻下洛阳事关唐王朝的生死存亡。如果,夏军主力渡河西进
河东,迂回长安。唐军此时只要把洛阳打下来,那麽整个中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与夏军主力千里跃进太行山
相比,唐军此时打下外援断绝,山穷水尽的洛阳,彻底消灭王世充集团,显然要更容易一些。唐军如果此时回
援河东,极又可能造成“两头失大”,洛阳前功尽弃,太原又救不了,反过来,王世充得到喘息,唐朝在夏郑
的夹击下进退失据的局面。我不相信李世民会看不到此点。谁能威胁谁,取决于唐夏双方的战役进度。显然,
唐军打掉洛阳的速度,比夏军千里迂回河东威胁长安的速度要快,唐军一旦打掉洛阳,就可以快速西调对付夏
军。另外,夏军迂回河东,克汾、晋趋蒲津,走的是一条道路崎岖的大曲线,弓背路,而唐军无论是打洛阳还
是回援长安走的都是直线。不要提打仗,就是行军,夏军的速度都滞后与唐军。所谓“打闷宫“可能性极低,
当窦建德大军在崇山峻岭中“跃进”的时候,唐军有充足的时间,打下洛阳,然后取直径回援长安。
所以,“攻晋救郑“的策略,非但救不了郑,只能加速王世充集团的总体覆亡。王世充此时就是溺水之人,
窦建德就是他的救命稻草,看得见抓不着。窦建德“攻晋救郑“的间接策略会给王世充造成两种心理反映。一
种是外援断绝陷入绝望,另一种是妄图配合夏军,拖住唐军主力,垂死挣扎。只要唐军能够暂时置河东侧翼于
不顾,对洛阳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就可以彻底突破王世充心理防线,加速他的败亡,让他明白“远水解不了
近渴“。此时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王世充,主要靠信念支撑着,他的心理防线一旦崩溃,洛阳指日可下。洛
阳一旦被唐军攻下,中原迎刃而解,唐军无论是渡河进击河北,威胁夏军后方,还是沿洛阳——潼关——长安
方向机动,堵截河东夏军,全都游刃有余,可战可守,攻守自如,一盘棋就活了。可见,唐、夏、郑三方逐鹿
中原,洛阳是关键。凌敬“攻晋救郑”之策,名为避实击虚,实为坐视郑军覆亡,客观上只能造成唐军对郑夏两军的各个击破。夏军放着洛阳不救,千里挺进太行山,还妄图调动唐军,恐是下策。
凌敬的策略最好的局面就是造成,夏军攻占太原,唐军攻占洛阳,夏军从河东威胁关中,唐军从河南威胁河
北,夏唐延漫长的黄河一线进入对峙。如果真的形成了这种对峙的局面,形势对谁有利,还很难说。因为此时
的唐朝一旦获得中原战略要地,便可战守自如,唐廷会有两种选择,一是有充分的时间,将洛阳精锐骑兵调回
,延长安——蒲坂方向堵截进击夏军。夏军自太原——蒲坂方向的机动,路线较长,并受山地丘陵所阻,其速
度明显要低与唐军。一旦夏军至蒲州,唐军也许早已经严阵以待了。夏军渡河作战,将面临很大的困难。
唐廷的第二种选择是主力北渡黄河进击河北,夏军主力此时尚在晋中,要想救援河北恐也来不及了。不要只注
意到,唐朝的关中空虚,实际上夏军的河北也同样空虚。河北大平原是最适合唐军精锐骑兵作战的地形,如果
夏军主力千里回援,精疲力竭,再与唐军精骑遭遇,其结果不问可知。如果夏军主力不回援,河北必危,窦建德的根本动摇,一旦唐军阻断太行诸径,东西夹击,则晋中夏军坐困河东矣!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唐军攻下洛阳,便可收编王世充的郑军,郑军多江淮锐卒,所败者,兵多粮少也。唐
军精悍,但粮多兵少,收编郑军可以极大扩充唐军的实力,以改变唐军的兵力劣势,有利于唐军下一步的军事
反攻。
如果凌敬的策略进行的不成功,夏军就会面临太原打不下来,洛阳救不了,夏军主力顿兵于坚城,受困于晋中
,河北战略后方受到唐军威胁的恶劣局面。
窦军主力与唐军精锐相比,整体战斗力略逊一筹,虽然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由于窦建德错误的战役指挥,
这种兵力上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我认为,夏军最有可能击败唐军主力的机会,不是千里跃进太行山,而是与郑军内外配合,夹击唐军。如果以郑夏两军合力尚不可击败唐军主力,那麽窦建德这支“自己收拢的杂牌军“在单独对抗唐军主力的时候,胜算只能是更小,而不是更多。事实上,郑夏联袂,确实给唐军主力带来了极大的被
动。
所以,凌敬的千里迂回“攻晋救郑“的策略,无论是从战略、战役、战术三方面来衡量,都太冒险了。“攻晋
救郑”名为避实击虚,实为坐视郑军覆亡,客观上只能造成唐军对郑夏两军的各个击破。窦建德没有采用这个
不切实际的策略是正确的。唐军主力集中在洛阳,夏军与郑军内外夹击,击破唐军主力,是稳妥的策略。
在有利的条件下,寻找敌军主力进行决战,是符合军事规律的。但是光有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是远远不够的,
同时还需要有出色的战役指挥去保障战略企图。窦建德的失败除了夏军未经大战,兵多而寡,疏于战阵,将骄
兵惰之外,更多的是战役指挥上的疏忽与失误,并不是战略决策上的错误。
窦建德在军事指挥上主要有以下几点失误:
一,李世民率精骑到达虎牢后,夏军未能趁其立足未稳之际,利用自身优势兵力渡过汜水抢先发动攻势。
夏军结营于汜水东岸,即不攻坚,也不作持久准备,夏军远道而来,全军无猛攻速胜之志,以失先机。夏军
将战场主动权拱手让人,致使唐军以逸待劳,发挥机动,或避战,或诱敌,或骚扰,或抵近侦查,或威胁粮道
,致使双方攻守易势。唐军兵少而精,得虎牢之利,扼其咽喉,其利在于积极防御;夏军兵多,远道而来,无
地利可凭,其利在于积极进攻,夏军既不能攻,则难于守也。
二、夏军盲目发动决战,倾巢而出,北依大河,南抵鹊山,西连汜水,全军正面宽达二十余里。如此布阵,
势分形散,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且丧失机动,又不敢先发制人,只有正兵,而无奇胜。名为决战,实为应战,相持日中,锐气以失,已成惰归之势。
三、夏军军纪不严,轻于侦查,疏于防范,缺乏庙算,自持兵力雄厚,有轻敌之心。如此重要的决战,夏军在
一线无大将临阵指挥,唐军发动突袭之时,窦建德正在营中与文武议事,以至于猝不及防,全军崩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窦建德精于战略,疏于临阵指挥,不善料敌合变,且未尝见大敌,缺乏统率
大兵团,“战必胜,攻必取”的指挥才干,又无良将辅助,轻率亲征,贸然决战,其最终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中篇
我认为探讨凌敬的“围魏救赵”策略的首要条件,并不是这个战略本身的对错,还是要从战役战术层面去综合
考量。大兵团作战主攻方向已经确定,并且在敌前已经展开的情况下,贸然改变作战决心,做战略转移或者是
战略撤退,从指挥上说是“兵家大忌”。古今中外因此失败的战例比比皆是,远的淝水之战暂且不论,就举两
个最近的例子。
在辽沈战役中,东野主力在锦州前敌展开,在国军增兵葫芦岛,廖耀湘兵团出沈阳的局面下,林罗刘最终还是放弃了掉头打长春的计划,坚定了攻坚阻援,各个击破的决心。后来证明了这个决策是辽沈战役胜利的根本,如果东野主力改变原先的战略,做战略转移,放弃锦州,改打长春。锦州范汉杰一旦突围,侯镜如东进兵团与廖耀湘西进兵团,东西对进,三面夹击,局面很难预料。
反观廖兵团的覆灭就充分证明了此点,廖耀湘强攻黑山,大虎山,未能突破东野10纵的防线,掉头向营口退
却,在盘山遭到8纵23师与东野独立2师的阻击,廖又匆忙改变决心向沈阳转进。如此轻易的改变作战方向,最终使9兵团全军覆灭。
由这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统领大兵团作战,军纪要严,命令要清楚,战略战役方向要清晰,各
部任务要明确。主要战略方向一旦确定,指挥员要有坚定的决心,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轻易改变。不然的话
,上面只要乱一点,下面就塌了天,部队在转进过程中,就要陷入混乱,就会给敌人以可趁之机。
以此来论,凌敬不知兵,缺乏军事经验,书生意气,空谈战略。
在唐军眼皮子底下,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在敌我双方主力已经展开,双方待机而动的情况下,去渡河做战略
转移,搞“围魏救赵”如此仓促,视大军如同儿戏,这是危军之举。
李世民用兵即稳健持重又出奇大胆,“始如处子,动若脱兔”,尤善发现战机,把握战机。不战则以,一战必
胜,而后连续追击,扩大战果,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务求全歼。
在这麽一位眼里不揉沙子的杰出军事统帅的面前,驱使十万大军渡河,这麽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有成功的可能
性吗?
在五月二日的决战中,李世民见夏军战阵稍乱,则下令全军出击。以此来论,唐夏两军隔汜水对峙,近在咫尺
,若闻夏军退却,必然追击,夏军“堂堂之阵”尚不敌唐军铁骑冲贯,一旦在渡河时,遭到唐军追击,夏军则
必败无疑。
所以,先不要说凌敬的策略高明与否,首先在战役指挥上就犯了兵家大忌了。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再去空谈
高明与否,也就没有意义了。
虽说如此,本文既然名为“战略思考”还是立足于夏军能够渡河实现“围魏救赵”的战略的。因此,才对唐夏
双方有可能形成的战略态势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推演。
另外,想解释一下何为“围魏救赵”,所谓“围魏救赵”应是我方主力首先应该避免与敌人遭遇,而选择“攻
其所必救”,从而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既然“围魏救赵”的前提是首先避免与敌人遭遇,那麽,当唐夏两军
已经在虎牢遭遇,相持月余的情况下,夏军主力要想摆敌军的纠缠,再去“围魏救赵”还来得及吗?如此“围
魏救赵”实为兵家罕见!
还有一点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虎牢之战唐军凭关据守,占尽地利。相比之下,夏军不仅无地利可凭,而且北
阻大河,南连鹊山,西抵汜水,一面受敌,两面是难以通行的“死地”,以常理论之,这种地形只可攻,不可
守。可是夏军自受阻虎牢后,并没有凭借优势兵力攻坚,双方在决战前只有过几次小规模的遭遇战。
窦建德如此用兵用意何在?
其实,李世民在寻找战机,窦建德也在捕捉战机,窦建德的策略是坐观唐郑交兵,既要救郑,同时也要避免自
方攻坚所造成的伤亡,以收渔翁之利。所以夏军才会出现相持月余,而不攻坚的这一奇怪战法。其用意是要将
唐军诱出虎牢,而后歼之。只不过窦建德捕捉到的“战机”,恰恰是唐军的诱敌之计罢了。
窦建德失败的原因很多,由于他的这一“观望自保”的策略,恰恰失去了与洛阳郑军内外配合的绝好良机。
整个洛阳——虎牢战役,形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局面,西面王世充垂死挣扎,拼命破围;东面的窦建德
畏手畏脚,裹足不前。
唐夏两军狭路相逢,夏军处绝地而无后勇,即无攻坚的决心,也无攻坚的准备。窦建德即想救援王世充,又想
保存实力,在战略上轻敌,在战役上畏敌,应该是窦建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矛盾之处!
下篇
(一)唐夏双方的地利问题:
唐夏两军在虎牢对峙的地理态势,属于典型的荥阳对峙。
围绕着一对峙,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很多。比如楚汉时期的刘项荥阳——成皋之战。荥阳对峙其地利在西,因此
常西胜东败。虎牢之战也没有逃脱这一历史规律。
究其因,主要是处于西方的军队凭借武牢汜水之险,进可攻,退可守,常可以逸待劳,击其惰归。而处于东方
的军队西阻汜水,北抵大河,东背汴水,三免受阻,回旋余地很小,无险要可凭,如果再无背水之勇,不积极
进攻,自然就要归于被动。荥阳对峙还有一个特点,双方狭路相逢,可进不可退,回旋余地都不是很大,引军
先退者必被他人所趁。
楚汉刘项荥阳对峙就充分证明了此点。在刘项荥阳对峙中,汉军在西有地利可凭,楚军在东无地利之固。楚军骁勇善攻,汉军得地势之利,双方才打成平手,形成相持局面。可见处于荥阳之东的一方,如果丧失了积极进攻的精神,只是一味的消极防御,不要说取胜,就是形成相持的局面都不太容易。所以,夏军所处之地,只利于攻,不利于守。
楚汉相争,刘项双方的主力在荥阳——成皋间相持两年零三个月,双方精疲力竭,谁也不先退兵,之所以形成
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双方主力胶着在狭小地域,回旋余地很小,各扼咽喉,近在咫尺,犹若独木桥上打架
,想转身都不容易,一旦退却转移,有可能被敌人寻隙击破。所以,夏军所处之地,利于相持,不利于退却转
移。
(二)唐军能否威胁夏军的侧翼。
夏军大营在板渚一带,北起黄河南至鹊山的战役走廊宽约二十余里,板渚位于中心地带。对夏军十万余人组成
的重兵集团而言,宽约二十余里的战役走廊,回旋的余地不大。但是对于兵精而少的唐军而言,这二十余里的
走廊地带,极利于唐军小股精骑,见缝插针,寻虚蹈隙。
实战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唐骑不仅可以渡河对夏军大营实施抵近侦察,而且还可以出动千骑,威胁夏军后方粮
道,俘获夏军大将张青特,而后从容而归。在战场上,唐军能够威胁到夏军侧翼是没有问题的。
(三)凌敬的“围魏救赵”战略在战役操作上的难度。
其实,任何战略,不论高明与否,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战役与战术层面上来。战略只是构想,而战役却是现
实,这实际上是一个宏观与具体的关系问题。
正如我前两篇文章所论述的那样,夏军主力摆脱与虎牢唐军的纠缠转进河东,这在战役指挥上是不太可行的。
但是夏军主力在虎牢与唐军继续相持,而遣偏师渡河威胁河东,在理论上还是可行的,关于此点,我在第一篇
文章中也论述了。但是这只是可行,并不意味着能够成功。
先谈一谈,凌敬为什麽主张夏军主力向河东转进,而没有考虑用偏师迂回河东的问题。
仔细研究凌敬的战略,就会发现,这个战略胃口很大。实际上,这个战略要求夏军渡河后,兵分两路,完成两
个战略目标。一路攻取怀州、河阳,留大将镇守,隔河与郑军遥相呼应,威胁洛阳唐军的北翼。另一路,鸣鼓
建旗,逾太行,攻取汾阳、晋阳直插蒲津,威胁长安。
这个战略的主要对手显然已不是中原唐军了,而变成河东唐军了。夏军的战略胃口这麽大,一方面要攻取洛
阳以北的重要渡口河阳,威胁中原唐军的北翼,另一方面还要攻取晋阳,席卷河东,迂回蒲坂。仅出动一支偏
师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才要使用夏军全部主力。
他的战略属于“庸人算账”,只想到赚,没想到赔,考虑了未来的利益得失,完全没有把当面的对手算进去
,只知己而不知彼。
可以设想一下,夏军主力渡河,不留得力大将精兵断后,是不行的,既然要留偏师断后,大将人选与留兵多
寡,本身就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了。夏军主力十余万人既要留守,还要转进,同时面临中原与河东两大战场。
夏军在虎牢兵力自然占据绝对优势,但是一旦分兵,把河东战场也考虑进来,这种兵力优势就大打折扣了。兵
留多了不行,河东那两个庞大的战略目地,无法达成。兵留少了也不行,虎牢唐军一旦追击,又抵挡不住,这
在战役操作上不就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吗?
夏军主力向河东方向做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这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很难做到保密的。在船只充足的情况下
,将七八万人渡过黄河,以每天2——3万人记算,尚需要2——3个日夜。这麽长的时间,不被虎牢唐军侦察到,似乎也不太可能。一旦被唐军所侦知,唐军也有时间做出相应的反应与准备。夏军的军事行动也就没有任何突然性可言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夏军动用主力渡河西进在战役操作上难度太大了。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现在看来唯一可行的方案是,窦建德率主力在虎牢与唐军相持,牵制李世民,而暗遣得力大将率部分精兵组
成偏师,乘夜渡河,避开唐军的侦察,隐蔽开进,而后突袭河内,怀州,掩其不备,先取河内险固,而后再徐
图河阳与郑军遥相呼应。这样迂回才有成功的可能,至于凌敬所言的第二个战略目标,下汾州,晋阳,完全是
大而无当之策。
(四)唐夏虎牢之战与曹操潼关之战的区别。
有的朋友谈到了潼关之战,实际上潼关之战与虎牢之战,区别还是很大的。
其一,潼关之战,曹军从潼关——蒲津迂回,路程较短,目标明确,属于战术迂回。虎牢之战,夏军若采用凌
敬之策,路程较长,分兵略地,目标不明确,总体上属于战略迂回,也包含战术迂回。
其二,双方在开战前的战略态势是不一样的,首先并州原本就是曹操的势力范围,在渡河前曹操盛兵潼关以东
,将关陇诸军主力吸引至潼关方向。关中因此空虚,而后遣许褚、朱灵率一军自河东突然渡过蒲津,以出潼关
之后,在黄河南岸开辟登陆场。在完全开辟侧翼通路后,潼关以东的曹军主力才北渡黄河,向河西迂回。曹操
亲自率精兵殿后,马超率万骑出潼关前来追击,矢下如雨,曹操几乎不能渡河。
我们看得来,曹军经过周密的准备后,整个渡河行动仍是非常凶险的,也可以说是很狼狈的。
事后,曹操念及此事说“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二将(许褚、朱灵)之军也”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潼关之
战,马超虽然扼守潼关,但是从整体战略态势上看,却是位于中原与河东的夹击之下,处于内线地位,尤其是
侧翼空虚,几乎完全不设防。所以才使曹军的迂回成为可能。
但是此时的唐夏战略态势却大不相同,幽、并两州全为唐军势力范围。夏军在虎牢占据兵力优势,但是在战略
态势上,却是出于内线地位。
晋中暂且不论,此时唐军在河内、河阳,均有大将留守。河阳为黄君汉,河内为刘德威,尤其是河内,为晋
西南重镇,上党之门户,且有太行险阻,虽不如虎牢,但也是设防有时,易守难攻。且不论,夏军渡河后,能
否穿险隘,攻坚城。就论夏军北渡黄河,其登陆场离河内很近,一旦刘德威出河内,李世民出虎牢,河南河北
两面夹攻,击其半渡,夏军主力分隔在大河两岸,如何应敌?若想威胁敌人的侧翼,你首先必须保证自己的侧
翼是安全的吧?其二,夏军主力就算能够侥幸渡过黄河,已无任何突然性可言,河东唐军必有防范,凌敬那两
个战略目的,能否实现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攻打河内、晋中,实际上也要面临一个攻坚问题,并不是一
件轻松的事情。攻虎牢是攻坚战,攻河内、晋阳也是攻坚战,千里迂回还有什麽意义?如果不能实现迂回取胜
的战略目的,冒险渡河又有什麽意义?
实际上,这也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此时的夏军主力与虎牢唐军呈胶着状态,做战略转移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
作战术迂回还是可行的。以主力强攻晋中的战略迂回未必可取。夏军主力在唐军眼皮子底下,公然渡河,已没
有任何隐蔽性可言,风险太大了,也不一定就能实现自身的战略目的,不如以部分精兵作战术迂回,隐蔽渡河
,机动灵活,突袭河内,以奇兵掩其不备,似乎更可行一些!
(五)何为虎牢之战的正确的战略与战役决策。
“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夏不可独存,不如解仇除忿,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
以上是武德三年七月时,唐军大举入河南时,谋士刘彬的建议。刘彬的这个建议是当时情况下夏军击败唐军的唯一合理性对策。尤其是“郑亡,夏不可独存”这句话抓住了夏唐郑三方争雄之要害。
刘彬的“郑亡,夏不可独存”的看法,是综合天下大势之后,充满理智而深远的战略评估。唐在武德三年七月
时,稳固了河东、河西、关中、陇右、巴蜀五块战略要地,且五块要地连成一片,深根固本,形成了统一的战
略体系,极难被分割。唐完全控制了中国地理第二阶梯,天下之要隘三分之二,皆为唐之所有。唐朝在战略态
势上对中原、河北、江南,均已奠定了攻守自如的战略主动地位。唐军经历了一系列大战的考验,战力也得到
了磨练与强化。唐朝在战略态势,战争实力与战争潜力三个方面均已超过夏郑任何一方。无论夏郑任何一方,
都无法单独与唐朝争锋,除了战略联合外,无第三条道路可行,这是当时的客观实际。夏郑一方任何战略谋划
无论高明与否,都要首先承认并且围绕这个客观实际去展开。
如果采取了凌敬向河东进行战略转进的计划,等于弃眼前的战略盟友于不顾,主动放弃了与王世充联合破唐的
机会。一旦唐军主力向后方收缩入援河东,夏军远道涉险而来,在河东单独与唐军主力决战,能有几成必胜的
把握?远的不说,最近的战例就摆在眼前,刘武周军七八万众,拥有相当数量的骑兵,麾下有宋金刚、尉迟敬
德、寻相等大将,战斗力也算是强悍,结果在晋南一战,被三万唐军所破,身死国灭。窦建德军十几万人,兵
力规模虽超过刘武周,但有战斗力的部队,不过三分之二而已,且夏军也没有一流的大将可以凭借。
夏军进击河东,分兵略地,兵多而寡;远道涉险,地利不备,且加全军有“失将”之忧,所犯皆为兵家大忌。
夏军一旦贸然进入河东与入援的唐军主力决战,其“强弱”“远近”“劳逸”“主客”之势已明,胜败不问可
知。其结果很有可能演变为“河东之战”的翻版。
窦建德之所以不采纳凌敬之策,主要是对进取河东没有必胜的把握,力求避免单独与唐军主力对抗,同时也担
心唐朝调整战略重心,将战略压力完全压向自己。如果如此,战略态势的进展,也许会有利于“郑”而不完全
有利于“夏”。这既是窦建德在战略层面上“投鼠忌器”之处,同时也是窦建德在战役层面上“自知之明”之
处。
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唐军暂时置河东与不顾,全力攻郑,王世充的灭亡也就在“旬月之间”,而夏军分兵取
河内、河东,跨黄河,越太行,远道攻坚,在唐军不增兵河东的前提下,夏军一路进展顺利的话,最快也要一
个半月到二个月的时间。唐军在战略回旋时间上,仍然占有一定的先机。这就为唐军以后的反击与截击行动赢
得了主动。(夏军两个月攻取河东,恐怕是最乐观的估计了,刘武周仅仅攻占一个晋中平原就用了近五个月时
间。)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夏军刚刚攻取山东,收降孟海公部。夏军主力远征河东,山东空虚,唐军一旦
控制中原,乘虚进击,山东新附之地,必然得而复失。河东能否攻取,尚未可知,唐朝一旦控制中原,山东的
丢失已成必然。在战略上舍已得之地,而求未得之地,舍已知因素,而求未知因素,这不是什莫明智的做法。
退一步讲,即使窦建德能够如愿以偿夺取河东,唐夏沿黄河一线对峙。唐朝控中原之枢,右抱关中,左拥齐鲁
,已成隔绝南北之势,从战略上看,更加有利于唐军将窦建德与萧铣两个军事集团分割南北,各个击破。如果
唐军在唐夏对峙的同时,遣偏师浮江东下进伐萧铣,尽长江之极,三分天下,唐有其二,夏即使拥有河东、河
北也很难改变最终灭亡的命运了。
所以谋士刘彬的“郑亡,夏不可独存”是符合实际的清醒的战略判断。唐郑交战,窦建德似乎有很多种战略选
择,其实也就只能有一种战略选择。郑夏之间的战略关系,类似于赤壁之战的孙刘联盟。夏郑两个军事集团,
出于自保的需要,无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都要绑在一条战车上,是一条绳拴两只蚂蚱的关系。窦建德除了
下决心坚决“救郑”与王世充联合破唐之外,已经没有更好的战略抉择了。对窦建德而言,谋士刘彬所言的“
夏击其外,郑攻其内”战略对策,是唯一的一次有可能击败或削弱唐军主力的机会。
至于其他的战略决策,最好的也不过使郑夏双方中的某一方,多苟延残喘几年而已,很难改变大局。
可见,军事战役层面的问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调整军事战略的方式去解决。
为夏军计,此时可行的军事策略应该是:夏军应该正面强攻虎牢,吸引唐军主力,而以偏师以夜色掩护,避开河阳唐军水师的截击,自黄河溯流而上,迅速攻占回洛港,切断虎牢与洛阳方面的联系,配合正面,内外夹击。这样的话,也许有可能,打破虎牢的战役相持局面。虎牢关有汜水之险,仅仅正面强攻,也未必能下,夏军与其渡河作战略转进,还不如利用船只在虎牢关后的回洛港登陆,正奇相辅,东西夹攻,这样胜算更大一些。
(全文完修改于2008年5月7日)



